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8项重磅金融政策，其中多项直接服务于离岸贸易的发展。近年来，我国积极推动离岸贸易发展，将其作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

　　传统离岸贸易以转口贸易、离岸转手买卖为主。英国伦敦自由贸易港区、荷兰鹿特丹自由贸易港区、韩国釜山自由贸易港区等，都是以转口贸易闻名的自贸港区。转口贸易是通过第三方中间商将进口的货物再出口的一种贸易模式，第三方中转导致物流成本较高。离岸转手买卖则是从非居民处购买货物并向另一国非居民出售货物，不经过第三方中转。比如中国香港拥有高效的港口和物流措施、开放的贸易政策、宽松的金融监管政策等，是全球重要的离岸贸易集散地，这也推动了香港成为全球重要的贸易枢纽和国际金融中心。

　　我国系统性发展离岸贸易始于2013年，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将“离岸贸易”纳入国家战略框架，试点“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监管模式，为企业开展离岸转手买卖、跨境资金结算提供制度保障。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国家外汇局联合发布通知，鼓励银行优化金融服务，为诚信守法企业开展真实、合规的新型离岸国际贸易提供跨境资金结算便利。2023年，我国率先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北京5个具备条件的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开展试点。2024年，自贸区离岸贸易印花税优惠在上海试点。上海“离岸通”、北京“京贸兴”、青岛“离岸达”等通过数字化平台整合国际物流、港口及海关数据，强化风控与结算支持。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发展新型离岸贸易”，这是消除关税壁垒、培育新的外贸增长点、更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举措。相较于传统离岸贸易，新型离岸贸易是指本国居民与非居民之间发生的，交易所涉货物不进出本国一线关境或不纳入本国海关统计的贸易，包括但不限于离岸转手买卖、全球采购、委托境外加工、承包工程境外购买货物等。新型离岸贸易的关键是在离岸转手买卖的基础上叠加数字化管理、服务化延伸和绿色转型，更便捷、高效、安全实现了资金流、订单流与货物流分离。离岸公司通常设置在有着低关税、金融开放、贸易自由等特点的离岸管辖区。这种贸易模式可以使资金流和信息流向自贸区、自贸港，从而使国际订单的数量增加，贸易结算的规模增加，形成贸易决策和交易信息的集聚。与此同时，离岸贸易中心可以吸引资金的运营商集聚以参与金融市场的投资和交易活动，比如商业银行、证券公司、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降低离岸管辖区公司的融资成本，同时还有助于提升离岸管辖区在国际范围内的贸易可信度，提高国际知名度，从而提升离岸管辖区的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

　　当前，我国发展新型离岸贸易面临多重制约因素，主要体现在银行监管规则碎片化、制度型开放水平不足、数据跨境流动壁垒较多等问题。一方面，我国缺少统一的离岸贸易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跨境资金流动监管滞后，境内银行仅能核验资金流水，但无法验证境外货权转移的真实性，导致虚假贸易融资风险上升。另一方面，我国在自贸账户框架下试点跨境人民币自由兑换、投融资便利化，但资本项下可兑换尚未完全放开。同时，受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约束，要求重要数据境内存储，企业跨境传输需通过安全评估或认证，导致离岸贸易数字化服务（如跨境供应链协同平台）落地周期延长。

　　面对上述挑战，需立足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与产业链纵深，通过制度创新、技术赋能、区域协同、人才复合，全方面提升新型离岸贸易竞争力。一是建立统一的离岸贸易制度框架和政策法律体系，明确离岸业务认定标准、税收优惠及监管规则。积极争取新型离岸贸易优惠税制安排，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优化地区营商环境；同时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与《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成员方密切沟通，推动电子提单、数字身份互认等规则互认，降低跨境制度性成本。二是强化数字监管，搭建“离岸贸易监管链”，对接海关“单一窗口”、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实现货物流、资金流、订单流“三流合一”穿透式核验。三是构建多层次离岸网络，以上海、海南为离岸核心枢纽，联动苏州工业园（高端制造）、宁波舟山港（大宗商品）等节点，形成“总部经济+区域分工”网络，吸引各类科技、金融、律所等跨国企业来华设立离岸公司，推动企业总部机构汇集，提升总部空间的发展层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四是培养兼具金融、法律、数字技术及国际规则知识的复合型人才，联合高校、金融机构、科技企业成立产学研协同平台，打造全球离岸贸易人才高地，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智力支撑。

（责编：郑继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