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提出：“推动完善权力配置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打好这场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  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中国纪检监察报》2025-08-03）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强调对权力配置的制约和监督，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思想主张，更是推进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权力分工和协同的关键制度设计。反腐败斗争要抵制权力滥用，而导致权力滥用的重大诱因在于权力配置的不完善、不科学与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机制不到位、不健全。因此，要确保权力的科学合理配置得以有效实施，必须为其量身定制一套符合国情民情、锚定治理问题、对标实施痛点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从而更好地服务正风肃纪反腐的伟大实践。这一制约和监督机制的建构是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由之路，蕴含深刻的理论逻辑、严密的制度逻辑以及丰富的实践逻辑。

 

　　一、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监督思想及其中国化

 

　　“权力必须有制约和监督，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88页）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监督思想，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权力异化现象的深刻批判与超越，不仅揭示了权力运行的内在规律，更为社会主义国家构建科学合理的权力架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监督思想与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不断探索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制约监督理论体系。

　　（一）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监督思想

　　制约与监督是防范权力滥用和腐化的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监督理论以探讨国家与社会的辩证关系为逻辑起点，系统剖析权力的起源与本质，深刻揭示了公权力异化的内在逻辑，为完善权力配置运行的制约监督机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权力科学配置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国家”的擘画中占据着较为关键的位置。1844年11月，马克思草拟了关于“现代国家”著作的计划，在提纲部分把“权力分开：立法权和执行权力”单独成章，设计了决策权与执行权分立的权力结构以实现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与协调。为了防止国家政权和公务人员由“公仆”蜕变为“主人”，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权力监督问题，提出一切公职人员必须“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并高度评价了巴黎公社防止权力异化的重要举措，认为：“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个最大的开支项目，即常备军和国家官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页）在巴黎公社，人民被赋予选举权力的同时，也拥有随时罢免监督委员会委员乃至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即“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为防止公职人员成为“脱离群众、站在群众之上、享有特权的人物”（《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页），列宁晚年对巴黎公社“议行合一”战时权力结构的制度弊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权力制约监督思想，创建了具有高度独立性的党政监督机构，健全了以党内监督、人民监督与法律监督为主的权力监督体系。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力制约监督理论

　　以人民为中心是推动完善权力配置运行的制约监督机制的逻辑起点。从权力的来源上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权力的配置与运行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任何违背人民意愿和利益的行为都是对权力的滥用。从权力的运行上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要求权力必须为人民服务，权力的行使必须以增进人民福祉为目标。早在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十四件大事”中就提出“廉洁政府”的概念：“在农民已经起来的县，无论什么人去，都是廉洁政府。我走过的几县，知事遇事要先问农民协会”（《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又将“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作为具体纲领之一。同时，廉洁作为我国宪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大量廉洁性表述与规范条款贯穿我国宪法序言、总纲、基本权利、国家机构等各个部分。这些均体现了先进的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监督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加强党的领导是推动完善权力配置运行的制约监督机制的根本保障。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确保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得以有效实施的关键。我国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是在党的领导和党的监督相统一基础上的制约监督，党的领导为该机制的实施指引着正确的方向，提供着坚强的组织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不断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增强自我净化的能力，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证明我国的权力监督实践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党的自我革命体制机制卓有成效。

　　厉行法治、依法科学配置权力是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的基本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督促掌握公权力的部门、组织合理分解权力、科学配置权力、严格职责权限。”（习近平：“在新的起点上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求是》2019年第5期）一方面，权力的取得、设定、行使方式和基本程序都应由法律法规加以明确规定；另一方面，行使权力必须依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既不能越权，也不能失职，更不能滥用权力。在遵循权力配置运行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聚焦制约监督体制机制持续完善，我国通过优化治理结构、完善制度体系，并将最新的科技成果运用到权力运行的全周期全链条各环节，取得良好成效。

 

　　二、中国特色语境下完善权力配置运行的制约监督机制之经验

 

　　“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作出的重要制度安排。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语境下探讨权力的配置和运行，可以立足历史与现实的维度厘清其制度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求是》2015年第1期）我国的传统政治法律文化中有着非常丰富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思想，为后世的权力配置和运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同时也表明我们与西方分权制衡有着不同的历史基因和制度土壤。然而，在“人治”色彩浓厚的封建社会，以央地关系动态博弈、官僚制度分职设权为代表的权力配置的手段即便存在许多精妙和可借鉴之处，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唯有将法治思维嵌入权力配置和运行的各项制度，才是现代文明国家实现权力制约与监督的最优解。

　　（一）中国共产党有关权力制约监督相关制度的回溯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通过制度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在短短十五条条文中就有两条涉及“监督”。1927年，中国共产党五大决定在中央和省两个层级设立监察委员会，标志着党的专门监督机构真正创立。同时，在这次会议中首次引入“政治纪律”的概念，而“纪律”的教育约束功能、管理监督功能和保障激励功能则在根本上有利于实现更高水平的权力制约。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对”中提出关于加强权力监督的重要思想。1945年，中国共产党七大将党章中的“审查委员会”一章修改为“党的监督机关”，正式确定了党的监察委员会是在党的领导下行使党内监督权的专门监督机构，为1949年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奠定了基础。1955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将纪律检查委员会改为监察委员会，进一步完善了党内监督的相关规章制度，扩大了党内专门监督机构的职权、提高了党内监督在我国权力监督体系中的地位。  

　　改革开放后，随着权力的配置和运行逐渐回归法治轨道，更加体系化制度化的权力监督模式也呼之欲出。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要加强党组织和群众对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的监督；党的十二大党章对党内监督作出一系列具体的规定，明确了监督在党内的全覆盖。

　　（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权力制约监督的制度范式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庄严的政治承诺。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在党和国家的治理实践中构建权力制约与监督的制度范式，这也是持续推进正风肃纪反腐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何靠制度更有效地防治腐败，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中国方正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24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加强制度建构和优化，通过国家监察体制、纪律检查体制、统计管理体制改革等措施不断破除各方面的弊端，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运行和监督的范式。构建科学合理的制度体系是实现权力制约与监督的重要基础。亨廷顿认为：“所谓的制度是指稳定的、受到尊重的和不断重现的行为模式。”（［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在我国现有的宪法治理制度框架内，权力的配置与运行都处于一种稳定且不断优化的状态，使得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呈现具有中国特色的范式。

　　一是横向权力结构的制约设计。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既确立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治理逻辑，又构建了“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9页）立足于服务国家权力配置与运行的实际需要，我国国家权力结构经历了从以互相配合为主到以互相制约为主的变迁。一方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一府一委两院”分工体制实现了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与监察权间相互独立、相互制约的横向权力结构，以防止权力的无序扩张。另一方面，在机关内部事权划分上实现决策、执行、监督的“闭环控制”。另外，通过建立权责清单制度明确权力边界，压缩自由裁量空间，防止权责交叉与真空地带并存致使治理效能削弱。近些年，权力清单、负面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落地实施，权力在审批程序上的制约关系和各领域各部门的法定授权状况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捋顺，推进了机构、职能、权限、责任法定化。

　　二是纵向监督体系的整合创新。2018年监察权入宪，创设了一种新型中国式宪法权力，带来了国家宪法权力结构的重大调整，亦印证了我国宪制具有与时俱进之时代特征。监察委员会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有效地整合了反腐败力量，实现了国家监察的全面覆盖。一方面，建立了上级对下级的常态化监督，通过加强巡视监督、派驻监督等方式，改革和完善党内监督体制，健全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另一方面，强化对“关键少数”的监督，随着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问责追责等制度得以建立与完善，聚焦对公权力的行使主体的制约与监督，为权力运行过程中明确主体责任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优化对权力进行制约监督的结构配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9页）。不同时期反腐败形式的调整随政治环境和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但是，无论何种形式都离不开制约和监督两个基本的向度。从总体上来看，制约机制是一种约束力，通过不同主体之间在特定领域的互相牵制，实现权力在稳定的状态中保持节制；而监督机制更凸显为一种控制力，在不同场域配置不同属性、不同程度的权责，使权力的行使“各安其位”，从而远离肆意妄为。但制约与监督也并非互相割裂，二者在权力配置与运行的实践中是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实现科学合理的权力配置和稳定有效的权力运行，面临制约监督机制的结构性失衡、法治滞后与执行弱化等问题，需要对不同性质的权力进行整体的分析，优化制约与监督相互作用的结构配置。

　　（一）对权力配置和运行实现制约的四个维度

　　围绕权力制约的向度，应当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础上合理推进权力分工，科学配置权力。具体到实践中，可以从确权、限权、制权和用权四个维度发力。在“确权”上，明确权力来源与边界。一方面，完善法律法规，明确各部门、各岗位的权力和职责，确保权力的来源合法，减少权力规定的模糊地带、压缩权力行使的法外空间，给公权力划定边界、设置红线，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另一方面，全面建立权责清单制度，明晰权力边界，防止权力滥用或出轨。在“限权”上，合理分解与限制权力。对权力集中的部门和岗位适度分解权力，将集中于某一个人的权力分解为多人行使，将重点岗位的权力分解到多个岗位，将集中于某一层级的权力分解到多个层级。同时，实行定期轮岗制、限制自由裁量权的行权范围，并将限权的理念融入法治评价体系和考核标准，塑造正确的政绩观，防范权力行使的“脱缰”。在“制权”上，强化制约与监控力度。一方面，在保证监督权独立运行的基础上推动国家权力结构的再平衡。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坚持权力之间既协调分工又互相制约，在合理分散权力的同时谨防效率低下、推诿扯皮。另一方面，数字化赋能，健全覆盖“决策—执行”全周期全流程的监控与留痕，增强对权力运行监督的穿透性、专业性与可溯性。在“用权”上，规范权力行使与责任追究。凸显程序在规范权力过程中的独立价值，着重设计权力运行的步骤、顺序和环节，坚决反对权力的行使漠视程序规范，也即利用程序化去纠正弥补权力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偏失和不足。

　　（二）对权力配置和运行实施有效监督的三个要求

　　围绕权力监督的向度，应当织密管权管事管人的制度网络。具体而言，要在党内监督的主导下，改变原有“蜂窝煤”式监督机制的乏力状态，构建人大监督、舆论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协调贯通，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的监督格局。

　　一是牢牢把握党对权力监督的集中统一领导。立足当前仍然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走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权力监督之路，离不开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优势作用。通过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推动监督体系的完善和监督能力的提升，为权力监督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障；通过构建全面监督、系统监督、长效监督协同机制，确保监督无死角、全覆盖，有效防止权力失控现象的发生。

　　二是维护宪法的控权和监督功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理政的总章程，实现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永远无法脱离宪法的语境。为了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监督公权力的运行并对其进行控制，是宪法的使命。在权力配置和运行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宪法规定，确保权力在法定范围内行使，不得超越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限。同时，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开展宪法实施情况报告方面的积极探索为例，通过对公权力机关和公职人员形成一定的监督压力，约束公权力在宪法法律范围内行使，释放出深远的制度示范效应，是实现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有益实践。

　　三是保障权力运行的公开化。“监权”的重要前提是“晒权”，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通过不断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及时公开权力运行的相关准确信息，接受来自社会和舆论的监督。《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等政策文件已经确立并持续深化了“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在公权力运行的场域，合法合理的“公开”都应始终贯穿决策、管理、服务和结果各环节，形塑着中国特色的办事公开制度。在科技进步的当下，权力监督的方式和手段也应当与时俱进，例如在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中加强技术留痕措施的应用、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中完善技术查询的便捷性和可靠性、在税收和处罚等直接关系人民群众权利义务的领域确保执法程序的可追溯性等。

　　总之，推动完善权力在配置和运行上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应当确保制约和监督这两种手段互相配合、互相协调、互相贯通、共同发力，在理顺二者关系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发挥现有规范体系的效能。在此过程中，扭住权力配置运行中“确权、限权、制权和用权”四个制约维度，把握实施有效监督的三方面要求，持续对标公权力运行的主体要素、行为要素、程序要素，不断优化彼此之间的结构配置，强化全过程的制约，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监督网格。

　　权力配置运行的制约监督机制的现代化重构，本质上是国家治理体系在制度变迁中的适应性改革。推动完善这一机制的过程既需要坚实的理论基础，又需要遵循制度建设的内在规律，更要站在新时代新起点上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实现对实践逻辑的探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制约监督结构，描绘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治理新图景。展望未来，权力配置运行的制约监督机制仍需不断调适以服务社会发展，在持续创新中保持机制的活力与生命力，这不仅是防范制度僵化与制度漂移的需要，亦是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应有之义。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务院参事）